祸福与共?伴随长寿的成本是……

祸福与共?伴随长寿的成本是……

祸福与共?伴随长寿的成本是……

我们的医疗文化一再凸显出,冲动型社会的不公与失衡,以及影响人们做决定的反射性反应。我们几乎不曾暂时停下脚步自问:这个创新或那个科技,能否带领我们前往我们最终想去的目的地,或是它隐含的代价是什幺。我们唯一关心的,就是它不断将我们向前推进,同时创造即刻回报。

医学消灭了许多导致生命过早结束的疾病,没有人不为此感到庆幸。然而,随着寿命的延长,我们发现新的成本会伴随长寿而来,而这些观念大多还没有纳入我们对医疗的认知中。更长的寿命,代表我们更可能得到导致失能且治疗成本极高的慢性病,例如癌症、中风或失智症。

即便是晚年无病痛的人(可能是幸运,或拜超级疗法所赐),也难逃身体老化衰弱的命运,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饱受身心折磨;以华盛顿为根据地的老年医学家与健保改革倡导者琳恩(Joanne Lynn)将之形容为「慢性死亡—面对愈来愈多的挑战,一天拖过一天地活着。」

随着人口结构老化,自然老化导致的身体衰老与慢性病带来的虚弱,将成为后工业、后物质主义社会的主流现象,但这并非我们规划的未来。我们若有这种远见,早就会开始分配更多资源给老年人口,帮助他们照顾日益虚弱的身体。换句话说,我们关注的应该不是最先进的治疗方法,而是到医疗院所的交通方便性、适当的营养、进行家庭访视的护士之类的事。然而实际上,我们的医疗制度往往忽略这些基本需求,反而致力追求最先进的寿命延长科技,不为其他,只因为这些创新更加有利可图。

其实,我们已经开始自食恶果。现代人愈来愈没有能力接受、甚至思考自身能力的极限,或是自身无法恆久存在的事实。由于医疗创新发展得如此成功,当这些创新不敷所需时,我们将更难以面对这个现实。

在追求无止境医学进展的压力下,我们对老化与死亡愈来愈避讳。我们的态度不再依循个人信念、文化传统或甚至是坦诚的人生目标;相反的,面对死亡关头时,我们往往任由医疗市场的结构性「本能」,以及各种资本自我驱动的机制摆布。

彷彿我们不再将老化与死亡视为人生无可避免的一部分,也不再将它们当作是对慈悲、谦逊与勇气的召唤,而是把它们视为另一种未获满足的消费需求、未获实现的消费欲望,是市场再一次无法确保自我的卓越与永恆。

这当然也是冲动型社会的一部分。根据心理学家的说法,自恋型人格者尤其难以思考死亡的意义。原因之一是,当自我极度膨胀到只要触及「不存在」这个概念,必定会陷入极度恐慌,并且拚命逃避与否认。整个社会对于死亡,也有相同的反射性恐惧反应。随着延长寿命的科技日新月异,我们的恐惧将变得愈来愈深,愈发令人无力招架。

我们可以从医疗制度的辩论,清楚预见冲动型社会的后续发展。在接下来的数十年,我们必须面对各种危机,从医疗与金融,到结构性失业、生态破坏,以及社会结构的逐渐消失。但除了危机的规模或複杂度,我们还面临另一个问题:在冲动型社会里,我们解决任何危机的能力已经消失。

在个人层面,由于多年来生活在个人化经济里,我们已经不愿延迟欲望的满足,或跳脱舒适圈。更严重的是,许多过去有助于纠正这些个人缺陷的公共机构,例如媒体与政治制度,在自我中心经济的摧残下,再也无法发挥作用。

摘自《冲动效应》
Photo:Jon Bunting, CC Licensed.